穹顶之下:歇斯底里在哭叫

2019-12-03 06:40 
摘要:

 我站在安华的家门口。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酒瓶子,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,全是她丈夫留下的。      卧室三年没 […]

 我站在安华的家门口。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酒瓶子,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,全是她丈夫留下的。
  
 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。大瓦房,窗户窄,焊着铁条,光进不来,要适应一会儿,才能看见裂了缝的水泥墙。绿色缎面的被子从出事后就没有动过,团成一团僵在床上。十几年间,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秘的地方。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。
  
  她从不反抗,直到最后一次。
  
 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。卷宗里说,地上、墙上全是血迹。警察说,死者死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着,“浑身是血,血肉模糊。很多杀人案件,都是一刀致命,像这样的情况,确实不多见”。他说死者眼睛挣得很大,脸上都是“难以相信”的表情。
  
  风声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。
  
  在“东方时空”时,我看过法学会的一份报告,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,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,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。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——男人,死了;女人,活着的都是重罪:死缓、死缓、无期、无期、无期……
  
  这是我心里几年没放下的事。
  
  做完《双城的创伤》后,我有一个感觉,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,门吱呀一声关上后,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,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。
  
  家庭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部分,为什么会给彼此带来残酷的伤害?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。但爱伦堡说过:“石头就在那儿,我不仅要让人看见它,还要让人感觉到它。”
  
  我想感觉到人,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。
  
  但安华想不起杀人的瞬间了。“五年了,我也一直在想,但想不起来。”她说,四方脸上都是茫然。
  
  她穿着蓝白相间的囚服,一只眼睛是鱼白色,是出事前几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,啤酒流了一脸,“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,一下就扎进去”,眼珠子好像要掉下来了。
  
  她当时没有还手。
  
  她被打了二十年,忍了二十年。她说不知道最后怎么会动手杀人,那二十七刀是怎么砍下去的,一片空白。“我可能是疯了。”她说的很平静。她在法庭上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护。
  
  村子里七百多人联名请求法院对她免于处罚,死者的母亲就住在紧挨着他们卧室的房间里,八十多岁了,为她求情:“她是没办法了,没办法了呀。”
  
  我问:“他打过您么?”
  
  老人说:“喝醉了谁也不认,一喝酒,一喝酒就拿刀,成宿地闹。”
  
  小豆用铁棍把丈夫打死了,打在脑袋上,就一棍,他连挡都没挡,大概根本没想到。
  
  她被判死缓,已服刑八年,但她始终不相信他死了。
  
  她有一张尖细的青白色的脸,眼睛微斜,一边说一边神经质地摇着头:“他不会死的。”
  
  我愣住了:“什么?”
  
  她说:“他还没把我杀死。我死了他才能死。我没死他怎么能死呢?所以我不相信他会死的。”
  
  她十五岁时嫁给他,相亲的时候,他瞪着眼睛看着她:“你嫁不嫁?”她从第一眼就害怕他:“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审你似的。他不允许我跟任何男人说话,和女的说话也不行,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许,老担心别人挑唆我不跟他过。他就会对我动手。”
  
  “用什么打?”
  
  “皮带,鞋底子。不听话把你绑起来,拿皮带‘溜’。”
  
  皮带抽在光的皮肤上,噗的一声,她被吊着,扭着身子尽量让他打在背上,尽量不叫,怕别人看见羞耻。他从不打她的脸,打得很冷静,反正夜还长,噗,噗噗。
  
  结婚八年,她从来没穿过短袖衣服,不能让别人看见身上的伤,她最怕的不是打,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晚上睡着睡着,脖子一冰,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,就这她的头发往后拉,把整个脖子露出来,她只能盯着屋顶,叫不出来,不断咽着口水,等着他会不会割下来。“要不就突然给你一瓶子药,喝吧。”
  
  “都不为具体的事情吗?”我问。
  
  “他说你别管为什么,因为你长大了,你死吧。”
  
  她抬起恍惚的眼睛,问我:“我长大了就该死吗?”
  
  有一个问题,在我心里动。摄像机后面有男同事,我犹豫了一下,它还是顶上来了:“在你跟他结婚的这些年里,你们的夫妻生活还是正常的吗?”
  
  “太痛了,我不想说。”
  
  “别问我这个,我心痛。”
  
  十几个人,回答几乎一模一样。
  
  跟我们一起去调查的陈敏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医学专家,说她接触的所有以暴制暴的妇女,“没有例外,每一个都有性虐待”。这种虐待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身体的伤害,燕青说:“他侮辱我。”
  
  我不想问细节,只问:“用很卑鄙的方式吗?”
  
  “是。”她双眼通红。
  
  说到这儿,她们哭,但哭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。这种无声的哭泣,是多年婚姻生活挫磨的结果,十年以后,即使想要放声大哭,也哭不出来。
  
  “这些女人太笨了,弄一壶开水,趁他睡着,往他脸上一浇,往后准保好。”有人说。
  
  我中学的时候,学校附近有个小混混,他个子不高,看人的眼光是从底下挑上来的。每天下晚自习的时候,他都在路口等着我,披一件棉军大衣,就在那儿,路灯底下,只要看见一团绿色,我就知道,这个人在那儿。
  
  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说这件事。她姓安,一头短发,说她送我回家。
  
  “你回去。”他从灯下闪出来,对她嬉皮笑脸。
  
  “我要送她回家。”
  
  “回去。”他换了一种声音,像刀片一样。我腿都木了。
  
  “我要送到。”她没看他,拉着我走。
  
  一直送到我家的坡底下,她才转身走。大坡很长,走到头,我还能听到她远远的口哨声,她是吹给我听的。
  
  长大成人后,我还梦到这个人,跟他周旋,趁他坐在屋子里我跑了,还冷静地想,跑不过他,决定躲在大门的梁上,等着他追出去。他跑出来找我,眼看就要从门口冲出去了,但是,脚步忽然放慢了,我看到他站住了,就在我的下方,他的眼光慢慢从底下挑上来。
  
  他马上就要看到我了,我甚至能看到,他嘴角浮现的那一缕笑。
  
  我全身一震,醒了过来。一个没当过弱者的人,不会体会到这种恐惧。
  
  采访的十一个杀夫女犯中,只有一位没有说杀人的原因。我去她娘家。她姐把我拉到一边,迟疑再三,对我说:“你不要问了,她不会说的……她为什么要杀他?”
  
  “因为出事那天,他赤条条的去了两个女儿的卧室。”
  
  “什么?”
  
  她姐紧紧地扯着我衣服:“不要,不要出声。”回身只给我看卧室门上,深绿色的荷叶扣像是被撕开了,只剩一个螺丝挂着,悬在门框上。“这是那个人撞坏的,他把我……”她没说下去,如果不是这个伤口一样的荷叶扣,和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惨伤羞耻的表情,我很难相信着是现实。
  
  院子里,上百只翠绿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脏雪里,乌黑的口森森朝上,是这个男人曾存在的证据。
  
  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,没受过教育,没有技能,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,像栽在水泥之中,动弹不得。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,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,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,别人不敢再介入。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,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。
  
 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,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,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。
  
  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,经验显示,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,之后都不再发生。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,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,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,禁止他们联络、跟踪、骚扰对方,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、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,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: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。
  
  但直到我们采访时,在中国,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,用到砍她的手,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,用枪抵住她的后背,强暴她的姐妹,殴打她的孩子。他甚至在别人面前这样做,不会受到惩罚——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。
  
  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善或恶,但是恶得不到控制,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,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,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。最后一夜,“血红的眼睛”睁开,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,没有来得及尖叫,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,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。
  
  他们都说:“最后一天,他特别不正常。”
  
  小豆说:“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杀死,他决不罢休。”
  
  “你怎么感觉出来的?”
  
  “因为他看着表呢。”
  
  “这个动作怎么了?”
  
  “给我一种感觉就是,他在等时间。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,四点五十,天快亮了。他说:嗯,快到五点了。他说你说吧,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动手?”
  
  “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吗?”
  
  “我看了。他的眼睛都发直了,血红血红的,一晚上了。”
  
  她有过一个机会逃掉,拉开门想逃到娘家去,被他用到抵着后背押了回来。她把心一横:“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?”
  
  他说:“你姐姐、你父母、孩子,我一块儿炸了他。”
  
  “我当时想,我一条命还不够吗?我跟他生活了八年,还不够吗?我就顺手抄起棍子打了他。”就这一下,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劲儿。打完之后,小豆不知道他死了:“我说怎么出血了呢?我还擦了擦。”
  
  她擦完血,抬头看了看表,对倒在床上的人说;“真到点了,五点了。你睡吧,我上法院跟你离婚。”她就抱着孩子走了,后来,她是在法院门口被抓住的。
  
  “你这么多年来反抗过吗?”我问她。
  
  “没有,从来没有反抗过。这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。”
  
  燕青拿起的枪是她丈夫的,他在一家煤矿当私人保镖。
  
  他喜欢玩枪,有次子弹没拿好,有几颗掉在地上。他捡起了一颗,上了膛,拿枪口指一指她:“我喊一二三,你捡起来。”她怀孕七八个月了,扶着肚子,半弯着,把沙发底下的子弹一粒一粒捡起来。他端着枪,对着她的背。她说:“我认为他肯定会开枪的,我觉得我马上就会听见枪响。”
  
  他要她生个儿子,“他说他的老板没有儿子,我们钱没有他多,我们一定要有个儿子气气他。他明确地跟我说,咱们要生一个女儿就掐死她吧。我说那是畜生干的事儿。”她生了个女儿。第二天,“屋里很暗很暗,就一个小红灯泡。他说你给我五分钟的时间。他的神情很古怪”。
  
  “什么神情?”
  
  “我说不出来,我就感觉我和孩子都完了。他冲着孩子真去了。我就拽他,我拽他,他把我一下子打一边了。我看他的手冲孩子的脖子去了,我就拿起了枪,我就给了他一枪。”
  
  她说这种情况下,没有第二个选择。
  
  “你的判决结果是什么?”
  
  “无期。”
  
  “无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辈子?”
  
  “为了我孩子,我死我也值。”
  
  小豆的女儿今年十三岁,从她和母亲在法院门口分离之后,母女俩再也没见过。她连去一趟监狱的钱都没有。除了逮捕证上,她妈妈也没有照片,她说想不来她妈什么样子。
  
  我蹲在她面前说:“我见过你妈妈,你长得跟她很像。”
  
  她尖细的小脸微微笑,眼睛略有一点斜,有点害羞又高兴。
  
  外婆拉住孩子的手递给我:“是啊,跟她一模一样。俺这孩子冤啊。手裂得,你看手冻得,这个手冻得都流血。我啥也不要求,我就要求她早点回来,管她孩子,到我死的时候能给我跟前送个灵就行了。中不?我啥也不要求。”
  
 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  
  “中不?”她们一老一小两只手都放在我手里,摇着。
  
  我蹲在那儿,无法作答。
  
  她的声音越来越颤抖。我突然有点害怕:“您别激动。”
  
  语言未落,就看见她从小板凳上向后一仰。
  
  众人乱作一团,我下意识拦住想抬她的人,在她的外衣内兜里乱翻,摸出一个小瓶,是速效救心丸,塞了五粒在她嘴里。可是她已经完全无法吞咽了,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,已经一点生命气息都没有了。
  
  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,扶着她僵直的身体,心想她已经死了。
  
  天啊。
  
  五分钟之后,她缓过来,被扶进了屋里。
  
  她的孙女很冷静:“我姥姥经常这样的。”
  
  “发作的时候你怎么办?”
  
  “去找邻居。”十三岁的小女孩说。
  
  死去的男人,失去自由的女人,留下的就是这样的老老少少。寒冬腊月,连一块烧的煤都没有,没有钱买。老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熬着,孩子们连院门都不出,不愿意见人。我们能做的,只是去监狱拍摄时,让孩子去见妈妈一面。
  
  找了很久才找到安华的儿子,他十九岁,终日不回家,也不说自己吃睡在什么地方,零下二十多度,没有外套,穿一个袖口脱线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毛衣,坐在台阶上,头发蓬乱,恍恍惚惚。
  
  “你为什么不回家?”我问。
  
  “回家想俺妈,你让俺妈回来吧。”
  
  又是这句话。
  
  我带他们去了探视室。两个孩子看见穿着囚服的妈,老远就哭了,一边走一边像娃娃一样仰着脸喊“妈,妈”。
  
  女警过来敲一敲玻璃:“坐下,拿起电话说。”
  
  女儿说:“妈,妈,我们听你话,你早点回来啊。”
  
  “我知道,我知道你哥哥挺内向,什么事也不敢说,不敢做的。”
  
  儿子把头扎在胳膊里,哭得抬不起头,女儿对者电话喊:“妈,他说天天想你,他整夜睡不着觉,他说俺出去找你去,他说去找你,他说他想你。”
  
  妈妈把手往玻璃上拍:“傻孩子啊,你上哪儿找妈妈啊?我知道妈妈需要你,你也需要妈妈。”
  
  儿子把头磕在玻璃上:“妈,你不要哭了。”
  
  妈说:“不管咱再哭再难,咱要坚持下去,熬下去,听见了没?”
  
  儿子说:“听见了。”
  
  旁边的女警背过身,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一下眼。
  
 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,这些女犯中或许有人可以因为平时表现良好而得到减刑,那样有生之年也许能够看着孩子长大,小豆对我说,她热爱这个节日,“但是,一年,为什么只有一个三八节呢?”
  
  我想了解这些死去的男人,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烧毁了跟死者有关的照片。从没人跟孩子们谈起父亲,被母亲杀死的父亲。
  
  我问孩子:“有想过他吗?”
  
  “有。”
  
  “想念什么呢?”
  
  “他笑的时候……他给你一个微笑的时候,简直就像把世界都给了你的那种感觉。”
  
  她脸上的伤痕,是父亲用三角铁砸的,就在鼻梁和眼睛之间。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,问他有没有弟弟的照片。这个男人叹口气,从门后边拽出一把扫帚,举起来,往中间那根粗房梁上一扫。飘下一张身份证,他拿抹布擦了一下递给我,眼睛一湿:“看吧,八年啦,没舍得扔,也不想看。”
  
  我很意外,这不是张凶恶的脸,这是一个看着甚至有点英俊的男人,笑容可掬。
  
  我问安华的孩子:“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总是喝酒,总是打人吗?”
  
  “不知道。”
  
  “这个世界上有人能连接他吗?”
  
  “唉,不知道他。”
  
  “你觉得他除了暴力之外,有没有其他能跟别人交流的方式?”
  
  “喝酒。”
  
  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,几乎都酗酒,喝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,回家打老婆孩子。有人说:“这些人,只是农村的失败者,城市里没有。”
  
  二〇〇〇年我在湖南卫视时,主持过一个“年度新锐人物”的评选,“疯狂英语”的创始人李阳当选,节目散后,他在大巴车给满车人讲笑话,内容不记得了,但车内大笑的活力和气氛还记得。十一年后,他的美籍妻子Kim在网上公开遭受家庭暴力的照片:体重九十公斤的李阳骑坐在妻子背上,揪着她的头发,在地上连续撞了十几下,头部、膝部、耳朵多处挫伤。
  
  当天他们争吵的很久,Kim是美国人,原来是“疯狂英语”的美方总编辑,结婚后在北京带着三个女儿,两年来她的驾驶执照过期,教师执照作废,母亲在美国病了,要带孩子回去探望,但李阳全国各地演讲,说他没时间陪着她办手续:“我一个月只回来一两天,不可能办好这些事情。她觉得我不能感受她的感受,我在外面这么跑,冒生命危险,女人应该隐忍一点。”
  
  “这个说法是不是太大男子主义了?”
  
  他打断我:“大男子主义也是这个文化给我的,不是我自己大男子主义。”
  
  吵了数小时后,他大喊“闭嘴”。Kim说:“我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控制,你不能让我闭嘴。”李阳说:“我当时想我就不能让她有反抗,我要一次性把她制服。”他抓住她头发摁在地上时,喊的是“我要把一切都了结了”,说如果再严重一点,“我可能会杀了她”。
  
  “坦白地说,那一瞬间是人性的恶?”我对李阳说。
  
  “是,人性的魔鬼,”他眼睛避开了,眯起来看向旁边,又瞥向下方,“魔鬼完全打开了。”
  
  Kim之前一直不接受媒体访问,老范把女子监狱调查的节目视频发给她,她看完同意了。“我不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女人这样活着,如果我沉默,将来也无法保护我女儿。”
  
  片子里我问过这些女犯:“你们在法庭陈述的时候,有没有谈到你们承受的家庭暴力?”
  
  每个人都说:“没有。”
  
  没有人问她们。
  
  有女犯接受检察官讯问的时候,想要说说“这十几年的咋过的”,检察官打断她:“听你拉家常呢?就说你杀人这一段!”
  
  Kim被打后曾去报警,有位男性以劝慰的口气说:“你知道,这儿不是美国。”她说:“我当然知道,但肯定在中国有法律,男人不能打女人。”他说:“是啊,你说得对,男人不能打女人,但老公可以打老婆。”
  
  李阳曾经在一个电视综艺节目上说过二女儿脾气不好,因为“可能她妈妈怀孕的时候我打过她”,他做了一个抽耳光的动作,在场几位嘉宾呵呵一笑过去了,镜头前一位女学生对他说:“你能影响这么多人,在家庭里犯这么一点点错,Kim老师也会原谅你。”
  
  三十年前,“受虐妇女综合症”在北美已经从社会心理学名词成为一个法律概念,只要获得专家鉴定就可以获得轻判甚至无罪释放,但这在中国还不被认同。在女监片子的开头和结尾,老范用了同一组镜头,镜头摇过每个女犯,他们说自己的刑期:“无期,死缓,十五年,十五年,十五年……”
  
  有人已经被执行了死刑。
  
  Kim说:“我有钱,我可以回美国,这些女人呢?她们没有路了。”
  
  李阳说他对家庭的理解是“成功,一定是唯一的标准”。
  
  “不是爱吗?”我问。
  
  “真正的爱是带来巨大的成功。”他公开在媒体上说不爱妻子,结婚是为了“中美教育的比较”,想把孩子作为英语“疯狂宝宝”的标签,是教育的实验品,他说:“那才是普度众生,一个小家庭能跟这个比么?”
  
  我问他:“你跟你父母之间有过亲密的感觉吗?”
  
  “没有,从来没有,我还记得在西安工作的时候我爸爸说,今天晚上就跟我睡一起吧。吓死我了,跟他睡一个床上,我宁可去死。断了,中间断掉了。”
  
  李阳四岁才从外婆身边返回与父母生活,一直到成年,都无法喊出“爸”、“妈”。传统家庭中的父母工作忙,对孩子严厉,他说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词是“笨蛋”“猪”。他童年口吃,懦弱到连电话响都不敢接,少年时期在医院接受治疗时,仪器出了故障烫伤皮肤,他忍着痛不敢叫出声来,一直到被人发现,脸上存疤至今,说:“自卑的一个极端就是自负,对吧?中国也是这样,中国是一个自卑情结很重的国家。所以自卑的极端是自负。”
  
  长大成人时他想强制性地接触这个自卑,以“疯狂英语”的方式勒令自己当众放声朗读,在后期,发展到让学生向老师下跪,鼓动女生剃发明志,率领数万名学生高喊“学好英语,占领世界”、“学好英语,打倒美帝国主义”。

 
  我说这已经不只是学习方法,“你提供的是很强硬的价值观。”
  
  他说:“强硬是我以前最痛恨的,所以才会往强硬方面走,因为我受够了懦弱。”Kim说,在每次机场登机的时候,李阳一定要等到机场广播叫他名字,直到最后一遍才登机,这样“飞机上的人会知道他的存在”。
  
  我问过安华:“你丈夫自己是施暴者的时候,你觉得他是什么感觉?”以为她会说,是宣泄的满足。
  
  结果她说:“他总是有点绝望的感觉。”
  
  小豆说:“有一次看电视突然就问,你爱我吗?我说什么叫爱啊?我不懂,我不知道,他就对你‘啪’一巴掌,你说,爱我不爱?我不知道什么叫爱。”
  
  有时候,打完之后,他们也会摸摸这儿,看看那儿,问“疼吗”,就是这一点后悔之色,让女人能够几十年吮吸着一点期望活下来。但是下一次更狠。
  
  安华说:“我就知道他也挺可怜的。”
  
  “你觉得他自己想摆脱吗?”
  
  “当然想摆脱,因为他说过,我也不希望这个事发生。他说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我,我干嘛非伤害别人啊。”她说,“所以我自己矛盾得不行,想离开他又离不开他。”
  
  我问过Kim:“李阳的生活中,他跟谁亲近?”
  
  Kim怔了一下,说:“最亲近的吗?不认识的人。他站在台上,他的学生特别爱他,两个小时后他可以走,是安全的,没时间犯错误。”
  
  李阳说每天早晨,起床后的半个小时“非常恐怖,非常害怕。觉得工作没有意义,活着没有意义”。他给Kim发过短信,“我揪你头发的时候,看到有很多白发,就跟我的白发一样。”他说内心深处知道妻子的很多看法是对的:“我是尊敬她的,所以每次她指责我,我才真的恐惧,恐惧积累了,就会以暴力的方式爆发。”
  
  打过妻子后,他没有回去安慰,却主动去看望了父母,第一次带了礼品,表示关心。我问:“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补偿吗?”
  
  他想了一下,说:“……是吧,是。”
  
  “那你认为你现在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吗?”
  
  他眼睛又再眯缝起来,避开直视,忽然有点口吃起来:“我肯定需要帮助。此时此刻我需要婚姻方面的帮助,如……如……如何有效地去解决抑郁症的帮助。”
  
  我们采访前,Kim刚把三岁的小女儿哄睡着,这个孩子在父亲殴打母亲时,挣扎着往外拉父亲的手,被甩开,之后一直做噩梦,哭着说:“妈妈对不起,下次我用筷子、用剪子(拦住)呢。”Kim头摇得说不下去,想把哭声抿住,脖子上的筋脉全部凸起。她搂着女儿,对她说:“可以恨爸爸错误的行为,不要恨爸爸这个人。”
  
  在女监的那期节目里,零下二十度,坐在冰雪满地的院子里,父亲死去,母亲在狱中,安华的女儿小梅说:“一个人他的心再硬,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温柔。”
  
  “你觉得你爸爸有吗?”
  
  她想了很久,一字一顿地说:“有,只是还没有被他自己发现而已。”
  
  我看到院里厨房的水泥墙上用红色粉笔写着几个字,“让爱天天住我家”。是她写的,这是前一年春节联欢晚会时一家人唱的歌。十四岁的小梅喜欢这歌,她轻唱:“让爱天天住我家,让爱天天住你家,拥有……拥有……拥……”她张着嘴,发不出声音,眼泪一大颗一大颗砸在裤子上。
  
  这些孩子会长大,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——那会是什么样子?
  
  小梅的姐姐十六岁,她说:“我再也不相信男人,他们只有暴力。”
  
  他的哥哥从探视室离开就又走了,妹妹在身后喊“哥,哥”。
  
  他头也不回就走了,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,睡在哪里,吃什么。那晚,他和母亲一起用绳子把父亲捆起来的,刀砍下去的时候他在现场。
  
  他将来会发生什么?不知道。
  
  我们紧接着去做下一期,流浪少年犯罪调查。
  
  没有完,完不了。
  
  我和编导小仲去了登封。十几个少年组成的盗窃团伙,领头的十五岁,最小的十岁,都辍学,是王朔小说里打起架来不要命的“青瓜蛋子”。
  
  他们打架,有时是仇,有时是为了挣钱,有时只是娱乐。除了刀,他们还用铁链,用自制的布满钢针的狼牙棒——因为那样伤人的时候血流出来的“效果”更好。
  
  我问打架最恨的那个:“你不怕死?”
  
  “不怕。”他头一昂。
  
  他不是不怕,他连生死的概念都没有,所以也不会有悲悯之心。
  
  我找到了他的父亲。离异多年的他,早有了新家,从没想过儿子在哪儿。他是个司机,开辆面包车,车厢里污秽不堪,挡风玻璃上溅满了鸟屎,座位边上满是滚倒的翠绿啤酒瓶和空烟盒,收音机的地方是一个洞,底下是一个烟灰托,里面的黑灰已经长时间没倒了,载满了不带过滤嘴的皱巴巴的黄烟头。
  
  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,笑起来一口黑黄的牙:“等他回来,我捆起来打一顿就好了。”
  
  他们去找那个十岁的男孩。到了村里,推开那扇门,我对带路的村支书说:“走错了吧?这地方荒了很久了。”寒冬腊月的,院子里都是碎瓦和杂草,房子里的梁塌了半边,除了一个已经被劈开一般的衣柜,一件家具都没有。
  
  “应该就是这儿啊。”他也疑惑不定。
  
  我们转身往出走的时候,从门扇背后坐起一个人:“谁呀?”
  
  小男孩就睡在门背后,靠门板和墙夹出一个角来避寒,脚边是一只破铁锅,下面垫着石头,锅底下是烧剩下的草,连木头都没有,他劈不动。
  
  他父亲已经去世两年。
  
  “怎么不读书呢?”
  
  村长说:“学校怎么管他呀?咱农村又没有孤儿院。”
  
  民政一个月给三十块,他笑了一下,“买方便面他也不够吃。”
  
  “村里不管吗?”
  
  “怎么管,谁还能天天管?”村长指着锅,“这都是偷来的。”
  
  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来,点着,满屋子腾一下都是烟,他低着头,一句话不说,把手伸在那口锅上,靠那点火气取暖。
  
  村长叹口气,说:“你们中央电视台厉害,我看那上头老有捐钱的,看能不能呼吁一下,给他捐点钱,啥问题都解决了。”
  
  警察告诉我,他们想过送这些孩子回学校,但学校没有能力管他们,更不愿意他们“把别的孩子带坏”。
  
  他们流浪到城市,从捡垃圾的地方,从火车站……聚集起来,他们租了一间房子,住在一起,很快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多起来。干脆不要床,偷了几张席梦思垫子,横七竖八在上面排着睡。生活的东西都是偷来的,那种偷简直是狂欢式的,在那个城市里,不到一年的时间,他们制造了两百多起盗窃案。十岁的那个,负责翻墙进去打开门,他们把床上的大被单扯下来,把家电裹起来,拿根棍子大摇大摆抬着出门,然后打车离开。
  
  他们每个人有十几个手机,大家最恨的那个男孩说:“用来砸核桃。”
  
  “我们是小偷中的小偷。”他很得意。
  
  白天他们在家里看武打和破案片,“学功夫”,说整个城市里最安全的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小区:“兔子不吃窝边草嘛。”
  
  他们把偷当娱乐,刚偷过的人家,一天后再去偷一次,第三天,再去偷一次。
  
  一个得不到爱、得不到教育的人,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。
  
  案子破了,他们被抓住了,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纪,全放了。
  
  那个喝酒的父亲答应我去见见孩子,见到后倒没动手打,而是打量了一下儿子——离他上次见,过了几年了。他好像突然知道儿子是半个成人了,上下打量一会儿,忽然把儿子揽到一边,避开我,搂着儿子肩膀说了几句,又打了一个电话,他们父子很满意地对视笑一下,转身对我说:“记者,走啦,去办点事儿。”
  
  那笑容让我心里一沉。
  
  领头的那个孩子,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,他是捡来的,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,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儿了。
  
  “能不能找点他小时候的东西我们看一下?”我问他的养母。
  
  “都扔了。”她说得很轻松。
  
  我听着这句话,一下子理解了“抛弃”这个词。
  
 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,我只是一个记者,采访结束就要离开。
  
  那个父亲双亡的十岁孩子,最后一次偷窃,他分了一千多块,回来后都给了小时候养过他的老人。采访完我们留了些钱给村里人照顾他,走了几步,我回身把这孩子叫到门后,给了他一百块钱。
  
  “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?”我轻声问。
  
  “知道。”他低着头,“因为我可怜。”
  
  “不是,这是你劳动所得,你今天帮我们拿了很多次带子,很辛苦,所以这是你自己挣的。我要谢谢你。”
  
  他抬起头,羞涩地笑了一下。
  
  他们租过的那个房子,收拾得还算干净。和所有十三四岁的孩子一样,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,窗台上放着整整齐齐的十几个牙缸,他们每天早上排好队去刷牙……他们把这个房子叫“家”。
  
  二〇一一年,我遇到一位律师,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,安华在各方帮助下,已经减刑出狱,再嫁了人。小豆在监狱里精神失常。
  
  二〇一〇年,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《家庭暴力防治法(专家建议稿)》,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、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,这只是一个建议稿,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。
  
  在“两会”上,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,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,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,“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,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,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?”
  
  一位女性代表说:“家庭的事情,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。”
  
  现场有些争起来了:“你们这么说,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。”
  
  “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,是人应该关心人。”这位女代表说。
  
  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,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,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,准备成为“反家暴大使”。
  
  两个月后,Kim申请与他离婚。
  
  他曾经对Kim解释说:“这是中国的文化。”
  
  Kim说:“这不是中国的文化,人是一样的。我觉得中国人,美国人,所有人,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,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,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,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。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、更国际化,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。”
  
  去采访Kim前,我做完采访提纲,合上笔记本,按习惯想一想,如果我是她,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。
  
  奇怪的是,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,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,中学时有天中午上学路上,那个小混混喝了酒,从身后把我扑倒了,磕在街边的路沿上,我爬不起来,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,是死一样的分量。旁边的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,我起来边哭边走,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。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,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,也不是愤怒和委屈,是自憎的感觉——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,任务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。
  
  我带了一束花给Kim。
  
  她接过报纸包的百合花,有点意外,找了一会儿才找出一只瓶子插上,又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,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,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,写的工作便条,还有一页,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日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——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——花朵是完整的,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,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。“我要记得,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。”
  
  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,人是一样的,对幸福的愿望一样,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,只是她生在这儿,这么活着,我来到那儿,那么活着,都是偶然。
  
  万物流变,千百万年,谁都是一小粒,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,采访是什么?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,认识自己越深,认识他人越深,反之亦然。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,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,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。我没思量,有一句话浮上心头,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,会不会太文艺腔,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:“他人经受的,我必经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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